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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之三

被骗自杀,集体自杀,邪教自杀
安乐死
世界“安乐死”备忘 
  ●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颁布了《自然死亡法》。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安乐死”的法案。 
  ●1996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但实施一年后,即遭推翻。 
  ●1998年,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尽管“安乐死”还不合法,但英国已有2.7万人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1999年10月2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严厉打击有目的地使用麻醉药以助病人死亡的医生。 
  ●2002年4月1日,备受争议的“安乐死”法在荷兰正式生效,使荷兰成为全球惟一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2002年9月23日,比利时正式开始实行“安乐死”,是继荷兰之后,世界上第二个以法律形式准许实行“安乐死”的国家。 

献身
堕胎与计划生育
死刑存废的问题(生命权应当首先入宪   上官不亮)
堕胎的问题(生命权应当首先入宪   上官不亮)
安乐死的问题(生命权应当首先入宪   上官不亮)
生命权与社会利益
死刑
紧急状态
实缺少了一些东西。面对SARS,如何完善现行法律,如何在法律框架下关注人的生命安全权利,确属燃眉之急。笔者认为:(1)从国家职责方面看,法律要求公民在履行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义务的同时,国家必须履行尊重公民的生命安全的法定职责。在发生突发性的危机或灾害的情况下,国家有义务采取措施,以提供给每一位公民依据生命权而享有的各种安全权利。公民的政治、经济权利是从属于公民的生命安全权利的第二代权利。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以人的生命安全为前提。(2)以公民生命安全权利为核心,建立国家“紧急状态法”、“公共卫生法”等法律,授予政府及其部门、军队、司法机关、地方政府机关等在紧急状态下采取应对措施的权力。(3)实施紧急失权制度(亦称公民权利限制),即在发生紧急状态时,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受到比平时严格的限制,包括禁止迁移、出境、集会、限制人身自由或财产自由等;同时规定滥用这些措施的法律责任。德国社会法学派代表人物耶林认为:法律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达到社会公共利益所运用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求公民履行“失权”义务,正是体现法律的目的和精神,也是积极地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全,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一)国外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受限的范围 
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限制,在学理上又称为紧急失权制度,即在发生紧急状态时,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受到比平时严格的限制,包括禁止迁徙、出境、集会、游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财产自由等,各国在宪法上都有很明确规定:如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第48条规定,联邦总统在宣布戒严时,可以宣布停止公民的部分基本权利;西班牙宪法第55条第1款规定,在依法宣布紧急状态时,本法规定的部分权利中止。诚如前面所说,在紧急时期对公民的宪法权利进行限制和克减是十分必要的,但也不是无限的,更多国家的宪法是从反面来规定的,即明确规定一些宪法权利不得限制或克减,如西班牙宪法第55条第3款规定,不得剥夺或者限制人格尊严、学术自由、家庭生活、受教育权利等,并且规定滥用这些措施要追究刑事责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44条第2款规定,生命权、荣誉与尊严权、信仰自由权,免于酷刑权、正当防卫权和司法权等不得限制;《乌克兰宪法》第64条第2款规定:平等权、国籍权、生命权、人格尊严权、人身权、申诉权、婚姻权、儿童权、司法权、知情权不得自认其罪权、辩护权等不受限制。在国际公约方面,也有诸多规定,如《欧洲人权公约》第15条第2款规定:生命权、免于酷刑权和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权利免受奴役的权利以及免于刑法追诉的权利。《美洲人权公约》有更为系统的规定,如家庭权、姓名权、儿童权、国籍权、参加政府的权利不受限制等等,其中影响最大、最为详细具体的要数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其第4条规定,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并经正式宣布是本公约缔约国可以采取措施克减在本公约下承担的义务,但克减的程度以紧急情势所严格需要为限,此等措施不得与它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其他义务相矛盾,且 不得包括纯粹基本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和社会出身的理由的歧视。根据公约、在紧急状态时期政府可以限制、克减的公民权利有:人身自由、迁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参与公共义务的权利,对外侨可以驱逐出境、刑事审判的某些可以变通,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可以限制等等。不得克减的权利有:人的生命权、不得施用酷刑,不得使用奴隶,不得仅仅因无力履行约定而被监禁,不得在刑事处罚中对以往的犯罪适用从重原则,人格权受尊重、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不可侵犯。并且规定,人权公约的缔约国如果援用克减权,应立即经由联合国秘书长将它已克减的各项规定、实行克减的理由和终止这种克减的日期通知本公约的其他缔约国。从上述所引规定可以看出,各国对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的限制是慎重的,并且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也反映了即使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也不是任意剥夺的,无疑在限制的同时为公民权利保护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二)我国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受限的现状及完善 
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广泛发权利并给予切实有效第保障,但这些规定都是指在常态下权利的保护,对于在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受限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如宪法第37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这种笼统第规定显然没有指出哪些是不可限制和剥夺的权利,哪些在非常状态下可以由宪法规定的程序来限制和剥夺。笔者认为,要改变我国的这种状况,必须要在宪法中对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的保护作一弹性 规定,如规定一些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如生命权、人格尊严权、平等权等等。这些权利在紧急状态下也予以完全保护,此外,我国已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在研究紧急状态下的公民权利的保护时,应予以借鉴和参照。
我国宪法规定的缺失,使得非常状态一旦出现,并使政府处于无法律依据的权力行使空间,即紧急状态下各级 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正常情况下不可能行使的限制公民权利的权力缺少法律依据,导致的后果是,各级政府或社会组织为了应付各种紧急情况,可能会采取自认为合理的措施剥夺限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权力的无序行使必然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极大的伤害,因而我国有必要从宪法的层面规定紧急状态制度,给公民权利受限划分一个合理的界限,给公民权利以最高的法律保护。
三、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进路分析 
在现代法治社会,守法、依法是政府一切行为的准则。政府在紧急状态下享有更大的权力对于有效及时组织和运用国家各种资源,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尽快消除危险,度过危机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是,这种权力会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很大的损害,我们前面也已提及,因而必须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予以保护。德国学者毛雷尔就认为,对突然出现的情况,如自然灾害,特别是经济危机,不需要(事先)授权,在特殊的“紧急情况”下,人们可能接受补充性的权限,但不得以实际情况为由废除法律原则,否则,人们的基本权利就将失去防御。也即在紧急情况下,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要给予法律上的特殊保护。我们认为,一个有能力的法治社会不仅能运用法律处理好正常社会状态下的秩序和有效地保障公民权利,政府能否在非常状态下做到依法办事、有效第处理应急情况,不滥用权力,破坏法治和保护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对一个政府的能力和法治水平的考验。现代宪政国家,把紧急状态下政府能否依法办事作为法治和宪政的一个重要标志。因而在目前,我国有关紧急状态下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寻求对公民基本权利有效保障的途径显得更为重要。笔者认为,对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的保护既要采用常态下权利保护方式更应有非常态下的特色,便于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一、进行合宪性立法。法律的缺位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权利的被侵害,因而指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之必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应有之意,在紧急状态这套法律制度中,以紧急状态法为基本法,包括戒严法、传染病防治法、防洪法、防震减灾法等为系统的一套法律制度。现在我们缺少的是一套紧急状态的基本法,没有基本法难以解决紧急状态出现的基本问题。紧急状态法作为宪法秩序下的一套例外制度,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立法,它一般涉及面很广,规定的内容比较繁多,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条件、程序和决定宣布机构,以及紧急状态的及时解除,给政府或社会组织的授权,对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予以保护等等。笔者这里主要谈谈该法应怎样对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予以保护。紧急状态法应肯定要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但应明确限制的条件和程序,特别要规定哪些是不可限制和剥夺的权利,以及对公民权利和财产限制和征用发生纠纷时的处理救济机制,紧急状态立法的核心是要解决给政府特别授权和对公民权利予以适当保护和救济的界限问题,给政府授权要充分、有效,但又要给出必要的界限和程序限制,也即要按宪法精神制定紧急状态法,也即在紧急状态下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应具有合宪性。按照宪政的原理,为应付给宪法秩序带来危害的紧急状态,对公民权利限制立法是必要的,但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关于限制的基本原则应由立法来规定,如规定“为了国家安全、维护秩序与公共福利”并在必要的限度内进行限制。为了恢复宪法秩序,可以通过立法形式进行限制,但基本权利的本质是不得限制的,普通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在宪法的严格约束下进行的,尽可能回避个别法律保留形式。法律的一般性,明确性与具体性等特点有助于确立具体的限制标准与程序,尽管宪法规定了一般法律保留原则,但在具体立法时要在立法目的,内容和程序上保持合宪性基础,不能片面地强调法律保留的形式主义,特别在规定有关紧急状态的具体法律、法规、规章时,更需要遵循立法权限,不能超越限制的范围,禁止下位法违反上位法,对于任何不符合宪法的剥夺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都是不允许存在的。
二、行政紧急权力的规范。在紧急状态下,无论是公民权利限制、戒严和宵禁、动员和征调还是其他强制措施,一般都是通过政府行为作出的,也即是通过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来完成的。“政府权力的底线就是尊重和保护人权,政府的各种措施不得随意侵害基本人权”因为要有效保护紧急状态下公民的基本权利,就必须对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进行规范和约束。
(一)通过有关法律确定政府行政紧急权力的范围和边界、程序、职责。法律对于政府在紧急状态下有效、及时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应对危机所必须具有的权力,事前都尽可能加以详尽、明确地列举规定,现代法治不允许法律不加限制地交给政府一张空白支票,让政府在紧急状态下自己去任意确定自己行使何种权力;另一方面,法律同时确定政府紧急权力的边界,如政府不得限制紧急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没有授权其限制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现代法治不允许法律授予政府无边界无限制的紧急权力。此外,还应确定政府处理紧急事件的职责范围,防止其应对紧急状态失职、不作为。如法律规定政府在突发紧急事件出现后,应积极采取措施,不得懈怠。法律在授予政府紧急权力时,除了同时明确规定其行使相应权力的条件外,还同时严格规定其行使程序。总之,只有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被严格第限定在法治的轨道上,公民的基本权利才有可能不被肆意践踏,才能得到切实有效地保障。
(二)明确政府行为的法律责任。没有法律责任的情况下,有关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容易以紧急情况为借口,越权行事,从而易发生随意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事件。明确法律责任有利于促使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树立责任意识和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意识,防止侵害公民基本自由权利的事件发生。
三、司法途径的介入。在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体系显得尤为脆弱,特别是在我国,宪法并没有规定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也严重缺失,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往往变成了剥夺和侵害的借口,仅仅靠事前救济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要通过司法途径给予最终的保障。笔者认为,根据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地位,以及我国的宪政现状,对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可以从两个层次来建构。首先,我国应建立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随着现代法治的发展,宪政秩序的建立,宪法司法化已成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宪法权利保障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紧急状态下受限的公民权利往往都是公民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理应成为宪法救济的对象,也是体现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当然,我国目前还没有宪法诉讼这种制度,但我们应该有前瞻性,顺应宪法司法化的大趋势,确立宪法诉讼理念,给予公民基本权利以宪法层面的保障。再次,鉴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中,行政权力的介入必不可少,自然与之最为密切的行政诉讼制度是可行的。因为从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动因来看,涉及到的往往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引起的更多的不是宪法诉讼而是行政诉讼,通过行政诉讼能给公民基本权利提供现实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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